行政特许管理和品牌维护涉及多部门的工作，因此委员会决策层应由与特许管理相关的具体行政部门，如财政局、税务局、发改委、国土局、建设局、教委等派出委员共同组成。

尽管政策实施型逻辑和科层化组织结构并不必然导致司法权的行政化，如欧洲大陆的司法体制被认为具有较为典型的政策实施倾向和科层制特征，但其适度的政策实施倾向和科层化只是体现在较之英美法系司法制度中更为积极主动的法官地位、更为多层级与逐级推进的司法程序等方面，其司法权的运行仍然具有逻辑法条主义与形式理性的基本属性，足以确保其中立的纠纷裁决功能的实现，[51]然而，政策实施所追求的结果正确导向与司法决策的形式理性、法条主义（Legalistic）特征之间毕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一个司法制度呈现出过于强烈的政策实施型倾向，为了实现政策有效实施所需的权力有序运行，其决策标准就会出现浓厚的以结果考量为基础的技术官僚取向（Technocratic Orientation），从而削弱、损坏司法决策的法条主义技术特征。依据这个理论来解释与上位法不一致、与上位法抵触标准，将上位法仅仅限定于直接、明确的上位法规范显然失之偏狭，它应当包括构成整体法秩序的所有高位阶规范。

[49] 中国当下的能动型国家观念是一种信奉国家的统合与规制能力、运用各种规划或发展蓝图塑造或指引社会经济生活的理念，它显然区别于达玛什卡所描绘的那种可等同于全能主义国家的极端的能动型国家观念。而近年来，维稳实际上成为人民法院压倒一切的重要政治目标。达玛什卡认为，英美的司法制度具有强纠纷解决型、弱政策实施型的特征。[1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4期。[6] 《行政诉讼法》（1990年）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

[9] 一般认为，全国人大常委员《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年）中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之规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提供了合法依据。）他们大多忽视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30条实际上已经为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其中包含以权利保障为目的的标准），这个规定应该成为研究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的一个重要规范依据。作者简介：王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法官并没有遵守合法性审查原则和程序违法应予撤销的审理规则，而是选择了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回应，判断程序违法行为是否侵害了原告的实体权利。法院在作出确认违法判决时，两个条款间的竞合实际上扩大了法官审查行政程序违法问题的裁量空间，更有利于对行政程序违法行为进行灵活审理。其中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的确立，侧重于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通过审查程序违法行为是否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进而作出裁判，符合实践中多数案件的需要，实现了效率与公正的统一。在上述2008-2014年的9个典型案例中，郑寿云案、刘国利案、上海建灵案、华东电子技术研究所案4个案例都因为法院认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未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因而未被判决撤销。

但若撤销该行政行为则更不利于保护原告的权利。第五，未履行告知义务。

[1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1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306页。[20]《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552-556页。这也再次印证了轻微违法在实践中很难归纳出一个具体标准。[1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4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335页。

一审法院采用轻微违法标准，认为被告发布挂牌公告在前，违反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中对起始地价应进行土地估价和集体决策的程序，属于程序违法，故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被告依法履行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在二审中，法院明智地判定国土局的挂牌程序虽有不妥，但责任并不在吉诺公司。二、新《行政诉讼法》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新《行政诉讼法》吸收了湖南、江苏和宁夏行政程序规定的立法经验，[25]将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行政程序违法的审查标准。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发布挂牌公告在前，违反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中对起始地价应进行土地估价和集体决策的程序，故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该标准不仅在2008年以前的案例中被广泛适用，在2008年至2014年选取的9个案例中也占有4席之多。可见，这不可谓不是《行政诉讼法》关于撤销判决与确认违法判决衔接中的一个漏洞。

在海门市顿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海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上诉案中，[29]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被告在是否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尚未作出决定之前即先行进入调查核实程序阶段，颠倒了工伤认定程序，但并未影响实体决定的正确性，该行为可以认定为未对顿力公司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轻微违法行为。[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1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321页。

而且，被诉《批复》未告知救济权利和途经，亦属不当，应予指正。（五）违反法定程序是否有利于相对人标准 在安徽吉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潜山县国土资源局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以下简称安徽吉诺案）中，[22]原告安徽吉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依照规定的程序参与竞买并签署了《成交确认书》，但被告安徽省潜山县国土资源局以挂牌程序不完善、地价过低、已退回竞买保证金即视为放弃等理由不与原告签订《成交确认书》，导致土地至今仍未交付。因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一，原告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44]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21页。对于是否撤销，法院在具体案例中往往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和价值选择。

这种取舍受制于地域法治状况发展的历史因素和地域法治环境的空间因素。是否有利于相对人标准也是2008年以前的典型案例中没有体现出的标准类型。

新《行政诉讼法》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的表述是从负担性行政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负担性行为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只要没有影响到原告的实体权利就不必撤销。[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1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321页。

在钟杨杰案中，法官同样直接将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写进了判决书。在刘吉华诉被告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乡人民政府案中，[39]法院认为，刘吉华未经过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其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被告角山乡政府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对原告刘吉华提出确认被告在未经法定程序，免去原告三星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并指定他人代行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行为违法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安徽吉诺案中，正是二审法院以是否有利于相对人作为判断标准，才作出了挂牌程序不完善和地价过低等责任并不在吉诺公司，以及责令被告履行行政行为的公正判决。新《行政诉讼法》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撤销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标准。法官在该案中对程序违法的撤销标准，也符合一些学者的观点，一个违反法定程序行政行为的后果，关键要看被违反程序的价值追求、被违反程序的重要性和违反程度。故吉诺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判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潜山县国土资源局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作出与安徽吉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挂牌成交确认书》的行政行为。

通过对判例的归纳分析，总结出新《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程序违法审查标准所呈现出的以下特征。而在林丹丹案中，行政主体未履行告知该利害关系人并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义务，却被法院认为未对原告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

该案例中，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是在未经变更登记的情形下，向钟昌校颁发了新的《土地使用证》，违反了《物权法》中不动产物权变更须经登记才能发生效力的法定程序。结合案例来看，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仍不足以妥善应对实践需要，依然存在着无法公正、合理地解决程序违法问题的疏漏，即未对行政行为是否有利于原告进行区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情形中。

可见，送达、催告、公告、告知，以及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意见等程序是目前我国审判实践中非常重要的程序。可见，在缺乏审查标准的情况下，法官对审理和判决方式具有极大的选择空间，这也导致了程序违法判决审理中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飘忽不定的构造。

2013年12月31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一次审议稿）》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撤销，但未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但有时，司法审查标准更应侧重于维护程序的独立价值和程序制度的目标，否则便会导致程序功能失去存在的意义，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落空。由此可见，同样的违法情形，有时被法院认定为轻微违法，有时却未被认定为轻微违法，法院对相同的违法情形在不同案例中作出是否属于轻微违法的判断不同。[17]《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445页。

因此，法院作出了确认该《工伤认定决定书》违法的判决。[24] 在孙孝清案、李云迪案和钟杨杰案中，法官都坚持运用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或正当程序原则，用客观诉讼审查方式撤销了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同时也满足了原告的需要。

法院认为，被告在履行催告程序后未申请本院予以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即强制拆除了涉案广告牌体，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鉴于该行为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因此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广告牌的行为违法。原告孙孝清与第三人冯标梅对冯标梅所使用的面积为57.84平方米的居民房长期存在着权属争议，《国有土地使用证》中记载该土地使用权属冯标梅所有。

虽然法官在判决书中未能进一步阐明为何要严格遵守《物权法》中不动产物权变更须经登记才能发生效力的法定程序，但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对该案的评析中提到：基于这种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颁证行为，违背了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价值取向，动摇了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的公示公信力，危及潜在的其他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交易安全和正常的经济秩序，如果不依法撤销此类土地登记颁证行为，违背依法行政、程序正当的价值理念，损害的是政府土地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因此，判决确认被告的批准行为违法。